第一千八百二十二章 调整
第一千八百二十二章调整
不过无数的脑残粉立刻跳出来给苏油洗地:
北廷前后两道国书,与东廷那一道国书,历史上记录的,是抵达汴京,收入鸿胪寺的时间。
而国家大事,之前肯定存在来往磋商。
由此推断,辽朝国书发出的时间,理应远在丁亥日之前,而从河北发往汴京的电报,肯定也远在丁亥日前。
故而不能按照国书到达之日开始算,应该从国书发出之日,或者抵达雄州之日开始算。
要这样论,则大宋征伐幽云,并非不合道义,也没有瑕疵,最多算是“灵活处置”。
司徒一辈子讲究规矩,推崇制度,他那封信,正是他维护纲常,且对制度奉行不悖的明证!
否则收复幽云,大宋需要辽国的什么劳什子“授权”?
笑话,那本来就是后周柴荣,大宋太祖以下,历代华夏君主毕生追求的目标!
……
十二月,庚子,麟府首开战场,折可适、折克行帅火山、保德、岢岚、宁化四军出六蕃岭,克神武。
壬戌,辽西北路招讨司使,云内州城守萧古里,发布讨逆檄文,表示自己世为辽国忠臣,绝不附逆,坚决执行东北二廷命令,携云内州满城军民,以及招讨司帐下诸部族部帐“归正”,喜迎种谔、种谊大军入驻。
二种的大军过了云内州后,一路狂飙突进,连克东胜、河滨、振武、丰、德两州,一月不到,兵锋直抵长城外白道坂。
甲子,折可适在石碣谷大败耶律淳的朔州方面军,彻底敲开了桑干河通道。
与此同时,种谊在白道坂大败大同方面派来的援军,突进长城。
春,正月,辛未,二折沿着桑干河源一路东下,连克两大重镇朔州、河阴,抵达龙首山下大同府的南大门——应州。
而二种则沿长城东进,抵达焦山。
西军南北两路,对“西辽”的首都大同府的合围之势已成。
在这个时代,大军要配合得如此周密,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变数极小,速度极快,抵抗极弱。
大同府方面有皇太叔的七万大军,但是自宋军出击以来,几乎毫无抵抗。
种谊和折可适,两家中年一代的“将种”,如今已然成了军中骨干。
关键还文武兼姿。
种谊镇守九原,让河套成为粮仓马场,煤铁基地。当地百姓衣食无忧,各路蕃部纷纷来投,曾孝宽就曾大赞种谊:“得八郎,足胜精兵二十万。”
折可适拓西安州建设寨堡,先开怀德、安兴、定戎三处盐池,岁得盐七十万石,再以盐业之利支持军事之用,“民间不知其役”,而军事设施已经完工。
朝廷任折可适为东上阁门使,洛州防御使,泾原路副使,一路升到西安州知州,安抚使。
在州七年政绩颇丰,不但军政两兴,还大大减轻当地老百姓负担,深得老百姓拥戴,甚至画像生祠之。
两路大军自平夏之后,便一直养精蓄锐,此时二虎争食,势不可当。
一人三马的火力骑军,非西辽太上皇二京乡丁可抗。
就在麟府九原发兵的时候,河北方面,苏油也开始行动,按照自己和赵煦事先说好,四路都转运司不会固定治所的约定,抵达霸州坐镇。
部队在文安洼集结,然后搭乘火轮船,以内河炮艇为水路前锋,从界河出发,依循着桑干河主流,分作两队,相互呼应着,朝析津府进发。
而另一路则由龙海生的海军护送至滦河口,还是一样的套路,沿滦河朝北安州进发,准备包抄析津府的后路。
三路大军指挥都是名将,永定河方面军指挥是李纯元,桑干河方面军指挥是曹南,滦河方面军指挥是折可大。
而三人手下的配置也堪称豪华。
李纯元自领天雄军,其下归德军田守忠、武宁军范龙山、彰武军种师道。
曹南自领破虏军,其下建雄军韦昭、天平军种师中、安国军姚麟。
折可大自领平戎军,其下承德军姚古、定武军田遇、昭德军王厚。
而苏油自领种诂、巢谷的经略司帅帐,其下永清军苏烈、镇西军姚兕、永安军王文郁三员老将,镇守后路。
而对于辽国蔚州、易州两处太行险要,苏油根本不予搭理,只让刘奉世做好防守工作,稳守飞狐要塞,看好保定两州即可。
大同、析津两路战略要是成功,蔚易二州就将屁股亮了出来,根本不用正面攻克太行天险,其守军就不能不撤退到涿鹿,否则就是待死。
……
绍圣三年新年后,朝廷又进行了一番调整。
辛卯朔,尚书省火。壬辰,又火。
诏以禁中屡火,罢春宴及幸池苑,不御垂拱殿三日。
蔡京坚请辞相。
蔡京这两年拿满了政绩,改革深化获得完全成功,国家财政全面向好。
然而章惇一道上章,却让蔡京感到了危机,决意外出躲雷。
章惇认为国家承平日久,腐败滋生,开始准备动深化改革的最后一招狠棋——吏治。
其实贪污腐败的问题,大宋相比其余朝代还是好的。一来是大宋官员薪俸较高,高薪养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,二来是如今的士大夫群体比较注重这个方面,如陈希亮因用公使酒待客,就上书自贬,好些官员离任之后家徒四壁,都是清廉的表现。
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可治,很多部门如粮食的发运司、国家的三仓,矿冶,还有钱财大量经手的河渠、交通、城建、军务,诸多贪污腐化的行为不可细数。
章铁头要敲打官场,蔡京作为首相不敢说不做,可也不想接这个烫手的山药蛋。
还有一个原因,则是辽国的战事。
蔡京不熟悉武事,这是他的短板,如今辽国那边一团乱麻,简直有当年中原五代十国的大乱象,因此蔡京决意避开这段乱局,让熟悉军事的能人来坐自己的位置,免得处置失当,损耗了自己如今颇为厚重的名声。
刚巧尚书省连着两次火灾,蔡京赶紧上章申请出外。
赵煦也是真想治理吏治,于是准了蔡京的申请,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南京,升了章惇为左仆射,右仆射则任命了另一个孤忠之臣——苏元贞。
苏元贞做过“四入头”之中的侍御史,资格早就够了,到现在,资历也够了。
狄温因在京鸣铳,虽然快速控制了都亭驿的局面,却也被御史参奏,丢了差遣,被赵煦派去做了苏油的警卫员。
漏勺因为“都亭驿大战”的原因,也受了连累,被张商英和孔仲武弹劾,丢了鸿胪寺的差遣,仍兼侍读学士,翰林学士,判匠作监,兼工部侍郎,继续开封旧城改造和艮岳新区建设。
人人都知道漏勺纯属背锅,都怪辽人无礼,害可爱的小苏探花丢了职务。
只有少数几个大佬才知道,这本就是漏勺这奸鬼给赵煦出的主意,故意将三路辽使凑作一堆,他们不起冲突才见鬼了。
然后全部赶回去,这样就避免了大宋必须做选择题的尴尬。
如此一来,大宋就能继续静观大变,择机出兵,“代管”西京、南京两道。在大举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,还能手持正义。
这是礼仪之邦的讲究,或者说是矫情,但是却是必须的伎俩。
无论对内对外,都是获得最大支持的基础。
由此也可见赵煦对苏油“内圣外王”思想的全盘接受,虽然赵煦依旧是“天下一人”,但是是以“获得最大多数支持”作为施政基础的天下一人,而不是“天子一怒流血千里”的天下一人,这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理念上的深刻转变。
虽然现在这种现象,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君王的“自觉”,但是这种自觉,也是来自“天下事天下人共赞之”的理学观点。
且这种理念已经渐渐深入到大宋社会的从上到下,形成了一种“风尚”,赵煦的态度,其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已经领先于管理制度的表现。
就算今后可能会出现对这种理念的“反动”,依然会出现暴虐残民的独夫,但是同样的,因为各阶层拥有了新型的,成体系的思想武器,也必将出现这种“反动”的“再反动”,将跑偏的历史轨迹再自行纠转回来。
这就是“民族气质”的悄然变化。
苏油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,能够做到给当代君主和各阶层指出,你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,且让他们看到效果,予以信服,苏油认为,自己就已经超额完成了此次穿越的历史使命。
至于什么平夏灭辽克交趾,都只是这种思想培育发展过程中的附属产物,和“改民族气运,变民族之气质”这样的大命题相比,也只能位列其次。
不过无数的脑残粉立刻跳出来给苏油洗地:
北廷前后两道国书,与东廷那一道国书,历史上记录的,是抵达汴京,收入鸿胪寺的时间。
而国家大事,之前肯定存在来往磋商。
由此推断,辽朝国书发出的时间,理应远在丁亥日之前,而从河北发往汴京的电报,肯定也远在丁亥日前。
故而不能按照国书到达之日开始算,应该从国书发出之日,或者抵达雄州之日开始算。
要这样论,则大宋征伐幽云,并非不合道义,也没有瑕疵,最多算是“灵活处置”。
司徒一辈子讲究规矩,推崇制度,他那封信,正是他维护纲常,且对制度奉行不悖的明证!
否则收复幽云,大宋需要辽国的什么劳什子“授权”?
笑话,那本来就是后周柴荣,大宋太祖以下,历代华夏君主毕生追求的目标!
……
十二月,庚子,麟府首开战场,折可适、折克行帅火山、保德、岢岚、宁化四军出六蕃岭,克神武。
壬戌,辽西北路招讨司使,云内州城守萧古里,发布讨逆檄文,表示自己世为辽国忠臣,绝不附逆,坚决执行东北二廷命令,携云内州满城军民,以及招讨司帐下诸部族部帐“归正”,喜迎种谔、种谊大军入驻。
二种的大军过了云内州后,一路狂飙突进,连克东胜、河滨、振武、丰、德两州,一月不到,兵锋直抵长城外白道坂。
甲子,折可适在石碣谷大败耶律淳的朔州方面军,彻底敲开了桑干河通道。
与此同时,种谊在白道坂大败大同方面派来的援军,突进长城。
春,正月,辛未,二折沿着桑干河源一路东下,连克两大重镇朔州、河阴,抵达龙首山下大同府的南大门——应州。
而二种则沿长城东进,抵达焦山。
西军南北两路,对“西辽”的首都大同府的合围之势已成。
在这个时代,大军要配合得如此周密,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变数极小,速度极快,抵抗极弱。
大同府方面有皇太叔的七万大军,但是自宋军出击以来,几乎毫无抵抗。
种谊和折可适,两家中年一代的“将种”,如今已然成了军中骨干。
关键还文武兼姿。
种谊镇守九原,让河套成为粮仓马场,煤铁基地。当地百姓衣食无忧,各路蕃部纷纷来投,曾孝宽就曾大赞种谊:“得八郎,足胜精兵二十万。”
折可适拓西安州建设寨堡,先开怀德、安兴、定戎三处盐池,岁得盐七十万石,再以盐业之利支持军事之用,“民间不知其役”,而军事设施已经完工。
朝廷任折可适为东上阁门使,洛州防御使,泾原路副使,一路升到西安州知州,安抚使。
在州七年政绩颇丰,不但军政两兴,还大大减轻当地老百姓负担,深得老百姓拥戴,甚至画像生祠之。
两路大军自平夏之后,便一直养精蓄锐,此时二虎争食,势不可当。
一人三马的火力骑军,非西辽太上皇二京乡丁可抗。
就在麟府九原发兵的时候,河北方面,苏油也开始行动,按照自己和赵煦事先说好,四路都转运司不会固定治所的约定,抵达霸州坐镇。
部队在文安洼集结,然后搭乘火轮船,以内河炮艇为水路前锋,从界河出发,依循着桑干河主流,分作两队,相互呼应着,朝析津府进发。
而另一路则由龙海生的海军护送至滦河口,还是一样的套路,沿滦河朝北安州进发,准备包抄析津府的后路。
三路大军指挥都是名将,永定河方面军指挥是李纯元,桑干河方面军指挥是曹南,滦河方面军指挥是折可大。
而三人手下的配置也堪称豪华。
李纯元自领天雄军,其下归德军田守忠、武宁军范龙山、彰武军种师道。
曹南自领破虏军,其下建雄军韦昭、天平军种师中、安国军姚麟。
折可大自领平戎军,其下承德军姚古、定武军田遇、昭德军王厚。
而苏油自领种诂、巢谷的经略司帅帐,其下永清军苏烈、镇西军姚兕、永安军王文郁三员老将,镇守后路。
而对于辽国蔚州、易州两处太行险要,苏油根本不予搭理,只让刘奉世做好防守工作,稳守飞狐要塞,看好保定两州即可。
大同、析津两路战略要是成功,蔚易二州就将屁股亮了出来,根本不用正面攻克太行天险,其守军就不能不撤退到涿鹿,否则就是待死。
……
绍圣三年新年后,朝廷又进行了一番调整。
辛卯朔,尚书省火。壬辰,又火。
诏以禁中屡火,罢春宴及幸池苑,不御垂拱殿三日。
蔡京坚请辞相。
蔡京这两年拿满了政绩,改革深化获得完全成功,国家财政全面向好。
然而章惇一道上章,却让蔡京感到了危机,决意外出躲雷。
章惇认为国家承平日久,腐败滋生,开始准备动深化改革的最后一招狠棋——吏治。
其实贪污腐败的问题,大宋相比其余朝代还是好的。一来是大宋官员薪俸较高,高薪养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,二来是如今的士大夫群体比较注重这个方面,如陈希亮因用公使酒待客,就上书自贬,好些官员离任之后家徒四壁,都是清廉的表现。
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可治,很多部门如粮食的发运司、国家的三仓,矿冶,还有钱财大量经手的河渠、交通、城建、军务,诸多贪污腐化的行为不可细数。
章铁头要敲打官场,蔡京作为首相不敢说不做,可也不想接这个烫手的山药蛋。
还有一个原因,则是辽国的战事。
蔡京不熟悉武事,这是他的短板,如今辽国那边一团乱麻,简直有当年中原五代十国的大乱象,因此蔡京决意避开这段乱局,让熟悉军事的能人来坐自己的位置,免得处置失当,损耗了自己如今颇为厚重的名声。
刚巧尚书省连着两次火灾,蔡京赶紧上章申请出外。
赵煦也是真想治理吏治,于是准了蔡京的申请,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南京,升了章惇为左仆射,右仆射则任命了另一个孤忠之臣——苏元贞。
苏元贞做过“四入头”之中的侍御史,资格早就够了,到现在,资历也够了。
狄温因在京鸣铳,虽然快速控制了都亭驿的局面,却也被御史参奏,丢了差遣,被赵煦派去做了苏油的警卫员。
漏勺因为“都亭驿大战”的原因,也受了连累,被张商英和孔仲武弹劾,丢了鸿胪寺的差遣,仍兼侍读学士,翰林学士,判匠作监,兼工部侍郎,继续开封旧城改造和艮岳新区建设。
人人都知道漏勺纯属背锅,都怪辽人无礼,害可爱的小苏探花丢了职务。
只有少数几个大佬才知道,这本就是漏勺这奸鬼给赵煦出的主意,故意将三路辽使凑作一堆,他们不起冲突才见鬼了。
然后全部赶回去,这样就避免了大宋必须做选择题的尴尬。
如此一来,大宋就能继续静观大变,择机出兵,“代管”西京、南京两道。在大举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,还能手持正义。
这是礼仪之邦的讲究,或者说是矫情,但是却是必须的伎俩。
无论对内对外,都是获得最大支持的基础。
由此也可见赵煦对苏油“内圣外王”思想的全盘接受,虽然赵煦依旧是“天下一人”,但是是以“获得最大多数支持”作为施政基础的天下一人,而不是“天子一怒流血千里”的天下一人,这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理念上的深刻转变。
虽然现在这种现象,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君王的“自觉”,但是这种自觉,也是来自“天下事天下人共赞之”的理学观点。
且这种理念已经渐渐深入到大宋社会的从上到下,形成了一种“风尚”,赵煦的态度,其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已经领先于管理制度的表现。
就算今后可能会出现对这种理念的“反动”,依然会出现暴虐残民的独夫,但是同样的,因为各阶层拥有了新型的,成体系的思想武器,也必将出现这种“反动”的“再反动”,将跑偏的历史轨迹再自行纠转回来。
这就是“民族气质”的悄然变化。
苏油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,能够做到给当代君主和各阶层指出,你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,且让他们看到效果,予以信服,苏油认为,自己就已经超额完成了此次穿越的历史使命。
至于什么平夏灭辽克交趾,都只是这种思想培育发展过程中的附属产物,和“改民族气运,变民族之气质”这样的大命题相比,也只能位列其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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